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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大厂,到国企上班

2022-09-17 09:23:55流氓大叔网络转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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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寻求稳定,他们选择离开互联网大厂,到国企工作。曾经在大厂,人人都有花名,或者英文名。可能跟一个同事共事了很久,都不太记得他的真名叫什么。但在国企,他们变成了 X 工、X 经理。

撰文丨刘美粒
编辑丨金赫
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

另一种生活

在国企上班后,韦力发现自己的生活被分成界限分明的两半。

他从未设想过有一种程序员的工作会是这样的 —— 每天只需要工作七个半小时,用一整年的时间慢慢推进一个项目。“早上八点半到公司开始上班,下午五点就下班了。” 生活突然多出来一整个晚上,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。

韦力不太像我们印象中的那种 “格子衫” 程序员,他看起来头发浓密,身着宽松的白 T 恤和千鸟格纹阔腿裤,再配上一顶小毡帽,更像是一个展览馆里的艺术青年。来到现在这家国企单位以前,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到了高级程序员的位置,然后突然决定停下来。他辞掉工作,开启了一小段不需要被代码捆绑的人生:自驾川藏线 318 公路,一路从成都开到拉萨,去稻城亚丁看牛奶海和五色海,还偷偷尝了一小口牛奶海的水。趁着有大块的空闲时间,他还做了 “蓄谋已久” 的近视恢复手术。然后,他才决定开始找新的工作。

还是面试的时候,他就发现,这份工作似乎不太一样了。以前,韦力面试互联网大厂,面试官会问得很深、很细,考察你的技术程度如何、项目做的怎么样。现在,面试新单位时,除了技术以外,韦力更多被问到的是家庭、性格和综合能力等,像是那种:如果有五杯水却来了六个领导,你该怎么办?“以前的面试,面到技术总监就可以了,这边需要一直到公司的最高层,甚至到董事级别才可以通过。”

另外一些让韦力感到不同的时刻是,在大厂,人人都有花名,或者英文名。可能跟一个同事共事了很久,都不太记得他的真名叫什么。个体的身份好像隐形了。你是谁并不重要,人们缩小成一个个看不见的原子,按照既定的 SOP 做事,共同维护这个庞大系统的运转。但在国企,同事们都叫他韦工、韦经理。

“说实话,国企的技术底子其实挺烂的,但可以复用互联网的那套模式。” 韦力把在互联网工作的技术和思维用到新的工作中,设计方案、搭建框架、研发架构。在大厂积累的经验让他如鱼得水,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颗只会敲代码的螺丝钉。这让他觉得自己被看见、被重视,有一种久违的 “人情味”。

除了技术员的身份,韦力还要身兼项目经理、产品,甚至采购。虽然要操心的事情多了,但他感觉这是一件好事,自己的软实力提升了。“以前的程序员工作太单一了,年纪大了危机感就会很明显。”

他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,自己组内的同事们,可能 80% 都是互联网来的,“还有一些是外企来的。”

韦力曾在三个排得上名次的一线互联网大厂工作过,薪水呈稳定上涨趋势。公司的名称响亮,办公大楼顶部的 logo 醒目,站在高处,甚至可以俯瞰整个城市。那是互联网的黄金年代。但是变化发生在最近几年。互联网行业开始逐渐收缩,很少再听说有哪些创业公司凭空出现,半路夭折的项目也数不胜数。那些站在头部的公司也不得不 “降本提效”,这被写入 HR 们的 OKR 中。具体到每一个员工身上,感受更加明显。福利减少、内卷加重、裁员失业。每一项,对于打工人来说都是不稳定因素。

对一个程序员来说,一种曾经可以借鉴的上升路径 —— 在几家互联网大厂之间来回横跳,这样工资至少每次可以上涨百分之三十左右。如果足够优秀,用不了几年就能年薪百万。但就在跳槽了两三次以后,韦力决定踩踩刹车,停下来。这一次,工资不再成为韦力选择岗位的第一要素,他放弃了一个年薪总包 80 万的 offer,选择了薪资和之前差不多的国企。

这几年,韦力逐渐感受到互联网行业正变得不景气,不论是找工作还是投资,他更偏向于保守一些、风险更小的选择。“我既然做出了现在这个选择,就不去考虑涨薪和晋升之类的问题了。” 稳妥,变成了第一参考要素。

他将这份工作形容为自己生活的 “兜底”,毕竟比起从前在互联网,那种动不动就裁员的卷在风浪里的生活,现在简直要好太多了。“我的抗风险能力更高了。” 他甚至有时间在某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,希望能够给别人提供一些帮助和借鉴,同时给自己一些成就感。

卷在一个不确定的梦中

种种迹象表明,互联网大厂或许已经不再是年轻人找工作的第一顺位。国企正变得更有吸引力。

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,拿到互联网大厂的 offer,都是求职者们互相追逐的目标。高薪、创造力、改变世界,所有这些形容词,构成了几年前人们对互联网行业的想象图景。那时候,新的机会无孔不入,在中关村的咖啡厅里,随便就能看到神采奕奕的创业者。事情的确如此发展,代码编织成一双大手,不断推着时代向前发展。我们的生活被重塑成新的模样,层出不穷的励志创业故事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。

身处高速增长期的大厂打工人,曾经都感受过这样的照拂。充满科技感的办公环境,五花八门的福利,比商场还要丰盛的免费食堂,像大学社团一样繁多的活动,年轻的气息充斥在身边。每半年一次的晋升窗口,超过 20% 的薪资涨幅,动辄数月的年终奖,还有那些靠股票和期权就实现了财富自由的故事。

不管怎么说,这些看起来似乎的确是比传闻中的国企 “喝茶、看报、一眼望到头” 的生活有趣得多。但如今,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,稳定代替了冒险,成为这两年年轻人热衷讨论的词语。人们开始想要在生活中抓住一点确定性。

从大厂毕业,到国企工作的张梵,形容自己以前的工作,是一种 “真正意义上的内卷,而不是单纯的工作努力”。她在大厂的工作是数据分析。那段时间,因为业务线不断调整和优化,身边的同事们人心惶惶,争相做一些形式主义的工作,以此来表演努力。

换了新的部门领导之后,每次到了大事业部开会,要向上汇报的时候,他们整个部门就会被拉到一间会议室,一起帮领导写汇报材料,从早上写到晚上十点。“结果汇报那天,我们被人家有真正工作内容的部门直接碾压,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好笑。”

张梵说,新的领导很会 PUA,她刚转到新的部门,向领导请教经验,但得到了这样的回复,“一般这个行业,大学学的是广告学、营销学,星座是火象星座的人才更容易成功,而你两者都不属于。”

她愣住了,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她想说,自己是典型的火象星座狮子座,张了张嘴还是咽下去了。她有点难过,自己在大厂工作几年,不敢说拔尖,但绩效考核还可以,调过职级、加过薪资,结果被一个认识不到一个月的人全部否定了。

后来的一段时间里,张梵天天想喝酒。她并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,而是要说服自己,去做无数没有意义的项目。再后来,公司业务线又面临调整,张梵只有调岗去外地,或是领赔偿金走人,她选择了后者。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后,张梵接下了一份新 offer,转身进入一家国企。

对于韦力来说,那些 “无意义的卷” 也是无法忍受的。

韦力形容自己是一个 “自驱力” 很强的人,他在社交平台上的账户名称叫做 “韦力无敌”。对他来说,除了薪资以外,工作带来的价值感是更重要的。在韦力以前工作的公司,产品线内部有一种 “赛跑” 机制。“一旦产品没有做出来,整个团队的成就感就减淡了。”

大厂里面的业务繁多,分工精细,每一个产品的每一个按钮可能都要由几个人共同负责,韦力觉得自己像是一艘巨船上齿轮组中的一环,用来保证巨船的正常航行,而这些齿轮可以随时被更换掉。

“因为时效性的关系,之前在大厂的一个项目或需求,一个月,最多两个月就要迭代上线,在池子里与其他产品竞争。” 有的互联网公司研发一个新的产品功能或赶项目时,业务组会经历一场 “封闭式开发”—— 把研发团队集中在一个物理空间内,会议室、酒店、度假屋等都可以成为工作场所,“就是把一群程序员关起来写代码。” 夸张一点的,整个团队的吃饭、住宿和工作都在一起,避免把时间浪费在通勤、预定会议室等杂事上,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快的交付项目。

以前,节假日是韦力最忙的时候。往年的春节,他基本上要加班到凌晨一点才能下班,每天工作超过 12 个小时。“春节是用户休息娱乐的时间,但我们不行,我们要时刻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转。”

当时的他义无反顾,“公司付给你工资了,这么重要的日子,你难道不为它一起做贡献吗?”

但韦力清晰地感觉到,在互联网行业,35 岁危机就明晃晃地挂在眼前。“其实写代码这个东西壁垒并不是特别高,而且现在年轻人会的东西也越来越多。如果你到三十多岁还没有上升到领导层的话,很容易被比下去。”

在互联网大厂,裁员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,整个业务组被 “优化”,也是常有的事情。韦力能够理解这种现象,“公司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,肯定会挑性价比更高的人来做事。” 换句话来说,互联网的生命力,是需要不断更迭的新鲜的身体和头脑来维持的。

后来,他发现自己好像总是在不停地内耗,生活停滞不前,下班后只想躺在沙发上放空,像一条被风干的鱼。曾经,他也想要在互联网行业大干一场,赚更多的钱,成就一番 “伟大的事业”。但这两年,他的想法改变了。加班、内耗、不确定性,让韦力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。

稳定的代价

不够灵活、岗位固定,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国企工作的劣势,在现在的就业环境中,统统转化为一个重要的优势 —— 稳定,而这个因素,甚至大过了之前所说的一切。多份招聘网站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,2022 届毕业生最想去的公司排名靠前的就是国企。国企背靠国家,这意味着抗风险能力更高,更适合成为一个稳固的避风港。于是,就像是一只寄居蟹,当原本的壳无法抵御随时可能降临的风暴时,一些大厂人开始出走,寻找新的壳。

但稳定也不是没有代价。让张梵最难以忍受的一点是,国企低薪带来的经济压力让她 “消费降级非常厉害”。在此之前,她在互联网大厂的薪资是现在的两倍。张梵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,“接下新 offer 的前一天,我嚎啕大哭,从彩色的世界到了一个黑白的世界。” 她害怕这一次选择失误。

还没有找到这份工作之前,张梵的购物车里加了好几件衣服,“我向衣服们承诺,一找到工作马上拿下她们,结果我负了她们。”

她喜欢玩游戏,在以前,买一个 switch 的卡带,随随便便就下手了。“完全 OK,小钱而已。” 但现在,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了。

张梵打算和男朋友在新买的房子里打造一间小小的电竞房。在设计师给的装修效果图纸上,房间壁纸是灰色,两台外星人电脑和电竞椅摆在正中间,右手边是两排带有格子的储物柜,蓝色的气氛灯围绕在桌子周围。

但事实是,配置好两台电脑后,电竞房所有的软装都停滞了,最需要的气氛奇光板也没能下手,看起来有些冷清。她在社交平台上分享,有人评论 “看起来像个黑网吧”。

后来每次进房间,张梵都带着一点惋惜。她决定一点点填满这个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小空间:挂上一些有设计感的装饰画,挡住空调口,自制了一个用六神花露水做的香薰,“防蚊又好闻”,还放上了一个小推车充当移动桌子。对待薪资也是一样,她不再感到焦虑,虽然不能恢复到之前的薪资水平,但是至少 “稳定” 这一点好处是跑不掉了,她不会再有随时被 “优化” 的危险。

和张梵一样,新入职一家国企,魏琪琪到手的工资比之前少了近一半。但她已经觉得不错。她毕业之后,第一份工作是一家互联网大厂的行政人员,岗位是外包,在她所生活的城市,算是中等收入水平。起初,拿到实习 offer 的时候,她感到不可思议,“感觉就像是一个馅饼砸到我头上了。” 但最终还是离开了,她不喜欢那种竞争的氛围。领导脾气火爆,她无法忍受。

至于这份国企的新工作,公司早上八点钟上班,她 7 点 45 分到,是全办公室来的最早的。“同事们都是掐点才到,来的一个比一个晚。” 即使如此,领导也不会说什么,因为 “领导比我们来的都晚。”

魏琪琪说,这就是她曾经想象的国企生活,朝九晚五,喝茶、泡水、午休。不会有人催着她干活,手机不用 24 小时保持开机,随时待命,领导半夜也不会给她发微信。下班后同事们谁也不联系谁,更不会彼此打扰。更重要的是,新的领导会跟她说 “谢谢,辛苦了”。即使是客套话,也是以前从来没人跟她说过的。

端午节的时候,她收到了公司发的大豆油、鸡蛋,每个季节还有毛巾。工会经常举办一些小活动,比如前段时间的趣味运动会,奖品有早餐机、体温枪、运动手环等等实用性很强的东西。以前,她领工作和生活用品会限量,比如纸巾,每周领取一次,每次领取一包,瓶装水只能给外来人员准备,内部员工不可以喝。来到新公司后,她觉得以前的公司 “太抠了”。魏琪琪来行政处领中性笔,“我说要两三支,人家直接给了我一盒。”

现在,她每天五点钟按时下班,运气好的话,可以看到橘色的晚霞,然后选择和男朋友去吃一家烧烤店,或是和父母去楼下的市场买水果,要么回家拼一会儿乐高。日子从这些琐碎的瞬间溜走,魏琪琪感觉到幸福。

魏琪琪讲话的时候总是带笑,性格温温柔柔。后来的领导提到当时她面试成功,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的性格比较好。另外一点不同之处是,她身边的同事突然从同龄人变成了 “xx 姐”“xx 哥”(偶尔她忍不住很想叫叔叔)。

“兜底方案”

国企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项目没做好,团队也不会解散。韦力发现,自己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个项目,“你可以先慢慢立项,再慢慢开启动会,之后招外包进来帮你干活,你自己甚至都不用去写基础的代码。” 他成为了 “传说中的甲方”。“你只需要 social 一下,挑选供应商、维护系统、一起做开发管控一下质量就可以了。”

“在以前,公司更看重你当下能够带来什么价值和产出。” 也许是担心太过安逸的环境不利于发展,韦力说,他所在的国企会主动组织培训,鼓励考证,让员工去学习和 “进步”。韦力感到自己被当成一个 “自己人” 来对待。

不同于在互联网经常出现的薪资倒挂现象。在国企,员工的工龄和薪资成正比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在这里工作,要想达到曾经在互联网大厂那样的工资涨幅,几乎是一种天方夜谭了。

“国企的稳定性和平均主义,对于不是特别优秀的人来说,有一个非常好的兜底作用;但是如果对于那些出类拔萃的优秀的人来说,又有一种很大的限制作用。” 在新的公司里,很少会有绩效差一档,工资就差出十万八千里的现象发生。“其实你干得再好,一年算下来工资顶多比别人多百分之十。”

但在互联网,员工的工资奖金与绩效强绑定,“绩效差一个等级,年底可能就差出几个月的工资和奖金来了。” 国企的工资等级除了与职位直接相关外,还关乎学历、证书、工龄等诸多因素。“大家的收入其实都差不多,你卷不卷对别人也没有什么影响。所以大家就都不卷了。”

也不是没有烦恼。国企的技术底层逻辑不如以前在大厂时完善,老旧的系统和满是 BUG 的代码让他略有不习惯,频繁的会议和繁琐的流程不是什么新鲜事,与同事共事和沟通也一度成为了一个难题。

以前在大厂,遇到项目卡点难以推进的时候,他可以不断 push 对方,甚至向上反馈,“你直接去就事论事,把事情解决掉就可以了。” 因为在这里,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绩效驱动来完成的。

当绩效不再是第一影响要素,之前韦力适应的那套逻辑就随之失效了。

刚入职的时候,韦力发现很多同事已经五十多岁,马上就要退休了。韦力感到诧异,他们竟然还在一线基础岗位上工作。“除了写代码的工程师,那些给你入职办公卡的行政人员,或者是一个食堂的管理员,或者是一个运维人员,他们的年龄都可以很大,完全不受年纪的影响。” 那种 “职业危机感” 消失了。要知道,在互联网大厂,门口的保安都会有年龄、身高和体格的要求。

韦力的工作遇到一些流程上的卡点,有的老员工比较固执和古板,审批很慢,他也只能等着。“我也找不到什么理由去催他,因为这明显就跟他的绩效没有关系。” 韦力试着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想,也不会再苛责对方了。他同样选择等待,反正推不动,也不会有什么惩罚。

后来,韦力成长得更加 “圆滑” 一些了。在这里,处理好人际关系变得无比重要,“社恐” 是不行的。“更考验的是你的人格魅力,逢年过节你要跟同事打招呼,请他们喝下午茶。能够把关系带熟了的话,平时做事情就会顺很多。”

韦力原本以为,来到国企,就像进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江湖。“我之前以为国企可能有很多明争暗斗的东西,但其实好像没有。” 工作几年来,他早已习惯了身边的同事来来往往,每年的流动量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。但来到这里,韦力发现,“可能一年人员流动的量级也不到百分之十”。在这里,同事之间大概率会一直工作到退休的年纪,大家都很熟络,“毕竟一辈子长期相处,低头不见抬头见,也不会去得罪什么人”。

“但在互联网大厂就不会,你可能跟隔壁组的同事还没怎么打过招呼,一转眼他就不在了。” 韦力反而觉得,在国企更有人情味,“私企比较简单,但是很功利。” 他听领导说,“在我们这里,只有员工开除公司,没有公司开除员工的情况发生。”

韦力发现,现在单位的福利甚至比在大厂还要细致 —— 公司有食堂,一日三餐不收费。购物卡、水果、奶茶卡、电影卡、高温补贴、理发费、书报费…… 他把这些交给了父母,“他们很开心,也感觉很有面子,虽然也不值几个钱。”

唯一让他觉得发愁的事情是,现在有了时间自由,却没了身体自由。他热爱旅游,因为疫情离开工作地比较麻烦,需要层层报备和审批,且 “出现什么问题,后果自负”。

刚毕业的时候,进大厂、拿高薪,是韦力的目标,他期待自己能够快速提升自己的技术,汲取行业里的养分。到后来,他所在意的东西好像变了。路边的一丛小花,下班的一片夕阳,走很远的路去喝一杯咖啡,这些与 “提升自己” 无关的事,好像更值得让人珍惜。

这就是他想要的 WLB(work- life balance)的人生,韦力说。

来源:谷雨实验室 - 腾讯新闻 微信号:guyulab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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